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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出土的玻璃制品

中山靖王刘胜墓的年代为公元前113年，为西汉早期偏晚。该墓出土了一件玻璃盘和两件玻璃耳杯，盘和耳杯的玻璃质料相同，都为翠绿色，微有光泽，呈半透明状。玻璃盘经光谱定性分析，其主要成分为硅和铅，并含有钠和锁；耳杯的化学成分应与玻璃盘相仿，为铅钡玻璃制品[2]，这两件玻璃耳杯的形状与中国西汉流行的漆耳杯极为相似，耳杯是中国自春秋战国时期以来大量使用的一种器物，其形式是中国特有的，国外尚未见到这种形式的器物。所以玻璃盘和玻璃耳杯是中国自己生产的产品，也是中国西汉时期已经能够生产铅钡玻璃容器的证明。玻璃盘与玻璃耳杯的制造方法，与中国曾较多生产的玻璃覽等相似，都是采用模压法铸造而成的，只是工艺上要复杂一些。玻璃盘与玻璃耳杯成型后曾进行过通体的打磨加工，也有学者认为玻璃耳杯是采用“失蜡铸造法”生产的，实际上没有这种必要；原因是：耳杯外形简单，无须通过蜡模造型。

2）江苏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中出土的玻璃制品

西汉楚王墓的年代为公元前128年，为西汉早期，该墓早年被盗。李德银对该墓出土的玻璃制品做了介绍：

“玻璃杯16件，其中2件较完整，编号6103的玻璃杯口径8.4cm、缘厚0.4 cm，高8.2cm、底径

8.3cm、底厚0.6cm.杯身呈筒形，平沿直壁，平底。外观极光滑，有光泽但有小气孔。内壁较粗糙，有较大的孔。从杯身截面观察，内部气孔较多，一般都呈椭圆形，最大者达0.4 cm x 0.5 cm杯呈淡绿色，截面颜色较深.其大小、轻重、厚薄说明铸造应为一模一杯，而非同模所铸。

“杯身外沿下，中部和近底部有三道箍痕，可能原有金箍等饰，已为盗墓者砸碎杯身取走。箍的宽度不一，沿箍宽0.7-0.9 cm 杯底有模注时预先留下的深0.15 cm的凹槽用于嵌箍，较为特殊。每个杯底部距边缘0.4 cm处有一道朱线绘成的圆。

“蜻蜓眼纹饰玻璃，共三件，呈深蓝色半透明状，背平，表面嵌四或六个蜻蜓眼纹饰。

眼中间厚，四周越向边缘越薄。编号6140长1.8 cm、宽1.2-1.6 cm、厚0.2 cm，表面嵌四眼…从其大小、形状判断，应为器物上的嵌饰物。

“由于玻璃中含有少量的氧化铜，杯身呈绿色。通过X射线衍射分析，玻璃杯不透明的原因是由于玻璃杯在成型过程中产生了析晶现象。杯密度仅4.049 g/cm，其折射率也较小。由于在入模浇铸过程中，液体固化时受到张力的影响，形成许多气孔，这些都表现出早期坡璃容器的不足之处。玻璃兽残剩部分约为全器的二分之一，推测达1.5 kg以上。

“北洞山发现的这20件玻璃品，种类虽然较少，但数量较多。突破了我们以往对中国自制玻璃都为小件饰品及礼仪用品的认识。这批玻璃品中首先出现了目前中国自制最早的玻璃容器和大型实用玻璃工艺品。而且说明当时已经具备了成批生产这种玻璃容器的能力，标志着在西汉早期，中国传统的自制玻璃已经完成由生产小件装饰品向生产生活日用器m和大型实用工艺品的过渡。北洞山出土的即使是小块蓝玻璃，也不是单纯的小件装饰物，而是具有实用价值的嵌饰物。

3）安徽天长县（今天长市，下同）安乐乡北岗村9号西汉初年墓中出土的玻璃制品1986年12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天长县安乐乡北岗村9号西汉初年墓中，于墓主人头部发现2块玻璃壁残片，据王步毅等4介绍：出土的2块残片一块大些，面积约6cm"，另一块甚小，应是前一块的碎片。玻璃璧系模制，懂体平薄、深绿色、半透明。一面印有凸起的涡纹，色泽光亮；另一面有一厚约1cm的风化层，粗糙不平，光泽全无。残壁的厚度约3mm.按曲率计算，玻璃壁的直径约为15 cm.墓葬的发掘者指出："该墓没有被盗过.因此该玻璃璧制作年代的下限应为西汉初期。发掘清理表明，该玻璃壁是以残片陪葬的，说明玻璃制品在西汉初期是十分珍贵的，因而认为这块玻璃璧业已传过几代的观点是可以接受的。"玻璃璧的能谱分析结果表明，它是属于铅锁玻璃。

从以上出土的玻璃品情况可以看出，中国西汉早期的玻璃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1）绝大部分玻璃品的质地仍然是中国特有的铅钡玻璃。化学成分中氧化铅和氧化锁的含量都比较高。

（2）虽然这一时期玻璃制品中的相当一部分仍然是玻璃珠、玻璃璧等器物，但是已经开始采用模压技术生产本具有民族特色的玻璃器皿，如玻璃耳杯。其中江苏徐州北洞山楚王墓中出土的玻璃兽，因造型较为复杂，是否为“失蜡铸造法”制成，目前尚难确定。不过，“失蜡铸造法”仍然属于模铸的范围。

（3）西方的玻璃器皿尚未在这一时期墓葬和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出土，说明在西汉早期西方的玻璃器皿尚未传入中国或传入的数量很少，目前尚未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