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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史料上看，这个时期“玻璃”来自西方的大量记载，同时，也看到有涉及玻璃的有关器物的记述。

西汉刘款所撰《西京杂记）》中记载："武帝时，身毒国献连环羁，皆以白玉作之，玛瑙石为勒，白光琉璃为鞍，鞍在暗室中常照十余文如昼日"。“赵飞燕女弟居昭阳殿.……窗扉多是绿琉璃，亦皆达照，毛发不得藏焉”。

东汉班固在《汉武故事》中也提到："武帝好神仙，起神屋，扉悉以白琉聘作之，光明洞彻”。

关于“琉璃窗扉”的记载还有不少史料，如晋王嘉的《拾遗记》唐王柴的《琉璃窗赋》等。此外还有碗、盘、杯、益、瓶之类琉璃器皿的记述，如西晋张隐在《文土传》中写有：

“潘尼与同僚饮，主人有琉璃碗，使客赋之，尼於座立成。”文中“潘尼”当时即兴“於座立成"的《琉璃碗赋》已辑入《潘太常集》中，还有，在《世说新语·纰漏第三十四》中，"王敦出”说的是：“婢擎金澡盘盛水，琉璃碗盛澡豆”，王敦就把澡豆倒到水中吃起来，说是干饭，”众婶莫不掩口而笑之"。

唐房玄龄的《晋书·崔洪传》中描述了用瑞璃锤（琉璃盅）行酒："洪口不言货财，手不执珠玉 汝南王亮常宴公卿，以瑞璃镇行酒。酒及洪，洪不执。亮问其故。对曰：'虑有执玉不趋之义故尔。'这时西方传入的玻璃制品，已经成为上层人物的手中之宝器。这则“崔洪传”之例中，“洪”连珠玉都不拿，玻璃酒杯也是不肯接的，否则就有“执玉不趋之义”的顾虑了。可见，西汉以后地中海沿岸一带的玻璃制品已大量传入中国，这标志着中西文化贸易的交流有了相当的发展，并被考古发掘所证明。

从玻璃器物的输入到玻璃技术的传入，更进一步证明了当时玻璃制品的需求，同时，也反映了玻璃技术的中西交流使中国自制玻璃有了新的发展，尤其西方的玻璃吹制法的传入.使得中国玻璃器皿种类和相关的化学成外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东晋寫洪在《抱朴子·内篇·论仙》中讲到，“外国作水精碗，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这说明，当时在中国南方的两广交趾一带已经能够运用西方传入的技术制作玻璃碗之类的器皿 到了5世纪南北朝时，从波斯来了玻璃制造工匠引进了玻璃吹制技术。北齐魏收所编撰的《魏书·西域》中记载：“大月氏国.世祖时，其国人商顺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语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国中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这段记述肯定了在“世祖时”，大月氏国工匠来京都制造玻璃，当然其技术是由西方带来的，玻璃制品的品质“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对于“自此中国疏璃遂贱，人不复珍之”的理解，应该认为由于引进了西方的玻璃技术，尤其引进了吹制技术后，玻璃制品已向人们生活的实用方面发展，而不只是汉时或汉前仅作为装饰品，所以珍贵程度确实逐步下降，也就是说自制的玻璃器皿如碗、瓶、盘、杯等，应该比作装饰的"珠宝"要贱，而且也比西方进口的玻璃制品便宜多了。